1981年秋天，我离开村小学到乡初中念书。学校到我家刚好十里路，这个距离在如今简直不值一提，但我在念初中之前，下决心走出这十里山路到乡中学所在的集镇上，竟然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大事。 镇子周围都是山。虽然不是崇山峻岭，却也一座连着一座。乡初中有三百来名学生，大部分是从一道道的山坳里蹦出来的农家子弟，因此，有两百多人住校，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于是，在念初中的三年时间里，每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都穿上母亲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沐着夕阳的余晖赶向学校。路上，我手里拎一只白色的纱布袋，袋子里装着够吃一个星期的米，这些米都是奶奶精心挑选出来的。肩上背一只棉布袋，棉布袋原本是黄色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洗一次，变白了。棉布袋里除了几本教科书，还必定装着一只洋铁罐子，罐子里是干菜烧肉，也要吃一个星期。 整整一个星期的吃饭问题，我们住校生都必须自己动手解决。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人手一个铝饭盒，一个洋铁罐，每餐用饭盒淘米蒸饭，用铁罐蒸菜。饭盒里的饭每餐都吃完，吃完后续上新的米。百分之九十九的住校生带的都是干菜，理由一是干菜不易馊，理由二自然是家里没有其他更好的菜。这一罐的菜得吃一个星期。每到开饭时间，一个寝室十多个人同时打开铁罐子，浓烈的干菜味“嘭”的腾空而起，充斥整个空间。 学校食堂只有一只大老虎灶，几只大木蒸笼，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不用交水费电费，但必须交柴，因为大老虎灶吃掉的柴火相当厉害。根据学校规定，每个住校学生在开学之初都要交一百多斤柴，交柴后，学校发给学生等量的柴票，平时，学生拿着柴票取饭盒，一餐饭，半斤柴。 山上有的是柴，但同学们交一根根小柴木的不多，大多交劈开后扎成一垛垛的木头。我的父亲为了我交柴，每年都要上山砍一棵乌桕树，劈开，晒干，然后扎整齐，用独轮车送到学校。学校食堂师傅过秤时，必定要打折：“这柴不干，潮得很，打七折！”这么一来，一百五十斤顿时成了一百零五斤。有时候打的折出乎意料得低，父亲讲几句好话想让师傅手下留情，结果往往得到更黑的黑脸：“�������簦俚鸵徽郏 闭馐保醋派砦映さ母盖孜业蜕缕难樱揖醯檬程檬Ω悼赡苁鞘澜缟先ψ畲蟮娜酥唬蛋迪戮鲂某ご蠛笠惨备鍪程檬Ω堤娓盖渍谄� 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声一响，饥饿的青春期同学们人人手里捏着一张红色的半斤柴票，火速冲向食堂。在食堂师傅严厉的目光里，没人敢作弊，纷纷把柴票丢进师傅胸前的竹篮里，几个准星太差没将柴票丢进竹篮的同学，除了老老实实捡起柴票，还得接受面壁而立的惩罚。每个大木蒸笼里都有三层饭盒，冲锋在前的男同学们，饭盒不一定在最上层，于是稀里哗啦，翻江倒海，只管搜寻用小刀刻有自己名字的那只大饭盒。一旦得手，兴奋得嗷嗷直叫，双手高举过头顶，奋力从越聚越多的人群中突围，夺路而归，热闹非凡。 初二的第一学期，七十多岁的爷爷用独轮车装了结结实实四大捆干柴。进了校园，没有往食堂去，而是把独轮车停在操场中央，骄傲地说：“把师傅叫过来！”我吓了一跳，敢把师傅叫过来？师傅果然过来了，爷爷神气地用手指指：“看看这柴！”原来这是爷爷花钱从一个锯板厂里买来的陈年木条，极度干燥极度整齐极度干净。师傅破天荒地没有打折，给我的柴票足足用了两个学期。后来我问爷爷，我们山里人根本用不着买柴，你干吗要花钱？爷爷说：“我的孙子读书这么好，我家交的柴怎么能没面子？”为了爷爷这句话，我在学校读书更加不敢松懈。初三时，我的成绩更出色了，但我没敢告诉爷爷。我想，初二这一年的柴票已经让我用得够有面子，不能再辛苦爷爷。 住校三年，我只有一餐饭没有用柴票。那是初三的春天。那天中午，我正混在冲刺兵团里头闷头奔跑，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我有点不耐烦，这是去抢饭盒或者保护饭盒的关键时刻，谁在打搅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母亲。母亲为了不干扰我学习，很少到学校来，这次是个例外。母亲说：“别去抢饭盒了，省一张柴票。”我看见母亲手里有两只碗，于是高兴地奔了过去。后来我分析，那个时候我高兴，并不是因为看见母亲，肯定是因为看见她手里的两只碗。果然碗里有好东西，一碗是松软的白米饭，一碗是青菜加荷包蛋。我口腔一阵泛酸，来不及回寝室，也根本没想到问问母亲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好吃的饭菜，立即张牙舞爪地解决了它。直到星期六回家，我才想起问母亲。母亲说，她去乡里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有饭菜，就给我送来了。父亲在一旁听见，恍然大悟，怪不得那天回家你娘像饿死鬼一样，原来中午没吃饭。 每天用三次红色的柴票，每天吃三餐黑色的干菜，我并没有厌恶的情绪。一则因为我是少数几个干菜里有肉的同学之一，尽管肉的颗粒很小，但总算有肉；二则是因为我的奶奶常常在我面前满足于“乌干菜，白米饭”的生活，对我来说，除了教育我节俭，乌对白，干菜配米饭，还让我接受了最原始的美学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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