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最早的栖息之地是河坊街边上的西太平巷8号，那时候太小，没什么记忆，只觉得住的人家很多，像个四合大院，家家户户做饭烧火用的全是煤球炉。

　　母亲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因为要早早地生炉子给全家做早餐。生炉子也是个技术活，要先从炉子底部引燃废纸，再点燃碎碎的木头柴火，然后对着风门扇风，最后引燃上层的煤球才算成功。有的时候柴火比较湿还得淋上点煤油助燃，如果外头起风了，那还得看风向调整煤球炉，否则熏出眼泪是常事。全院子的妈妈们一起生炉子的时候，母亲说蛮壮观的，烟雾缭绕的，哪家的女人手法娴熟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样的活儿母亲每天早上都要重复，直到后来父亲托人从上海带了只煤饼炉。方方正正的煤饼炉风门比煤球炉大多了，煤饼的体积也比煤球更大。晚上就可以选个厚煤饼，架在快燃尽的煤饼上层，风门再留小小的一条缝。第二天拉开风门，幽幽燃着的煤饼就会马上旺起来，这样母亲早上可以多睡十几分钟。

　　但就是这煤饼炉差点要了我们全家的命。那是在1976年的冬天，西湖结冰了，室内也只有零下五六摄氏度，父亲把煤饼炉拿进了卧室。等母亲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我头昏得厉害，父亲也觉得恶心。母亲立即打开窗户，还好那时的木头窗户密闭性不佳，还有母亲措施妥当，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80年代，我们家搬到花园北村，用上了瓶装的液化煤气，那是父亲单位福利分配的。配上专门的铸铁灶炉，只要旋开阀门，擦亮火柴，蓝幽幽的火苗随时可以点燃，清洁方便。

　　不过也有件尴尬的事情，那天家里来客人，可是菜烧到一半，煤气没了，于是我当下手，把煤气瓶移出来，在一旁“哐当哐当”地摇瓶子，母亲则在忽大忽小的火苗下烧菜。这样将就了一个菜，火渐小，再就没了。父亲只好蹬上自行车，架上沉重的钢瓶去文三路煤气站换煤气，等到最后开饭，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啦。

　　后来这换煤气瓶的事情，自然而然落到我的男朋友身上了，那时这是最能体现男人阳刚之气的活儿，母亲看到毛脚外表瘦弱却力大利落，原本的担心也就消散了。

　　1994年，花园北村安装了涂上黄漆的管道，通到每家每户，这就是永远不会断档的管道煤气了。前几年，管道煤气变成管道天然气，更安全、更清洁了。

　　母亲这三四十年关于炉火的回忆算是告了个完美的段落，她想这改革开放30年，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变化最大，她一定要我为她写下来，也算是她对党、对政府的一份感激吧，其实这也是每个过来人的真切感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