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潘洪其

　　年末岁首，浙江杭州市一家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时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它们几乎全都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相反，随着降价药纷纷消失，市场上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经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名称，价格猛涨至以前的10倍。

　　1997年以来，政府对药品降价已达19次，降价金额近400亿元，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均可谓史无前例，然而，百姓仍然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一现象看似万般诡异，其成因却并不十分复杂   在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下，医药市场形成了“药品降价   代理商停止进货   

停止开方   药厂停产   ‘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成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上市   药品降价变成涨价”的恶性循环。

　　仔细分析，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制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两个环节。据介绍，目前中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处于事实上的垄断状态。对制药企业而言，由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当然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将降价药和低价药换个名字“制”成“新药”，经过药监部门的审批重新上市，同样的东西价格比以前高出许多倍，无疑符合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条路能够走得通，傻子都不会拒绝。对医院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对于“以药养医”的依赖，他们当然也希望医院卖给患者的都是高价药，这样，无论是医生通过“开单提成”的潜规则，还是医院通过卖药的合法渠道，都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样的道理，只要这条路走得通，医院也不会拒绝。

　　问题在于，这些年来大多数药厂和医院都是这样畅通无阻地一路走过来的。随着有关方面对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一案调查的逐步深入，药品监管体制特别是药品审批环节的诸多弊端和漏洞，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郑筱萸们一手接过药厂送来的好处，一手就在药厂的“新药”审批书上签字盖章，双方权钱交易的效率越高（近几年药监部门每年要审批通过10000多种新药），降价药消失和“新药”上市的效率也就越高，所以，要遏制制药企业“总把新药换旧药”的冲动，必须强化对药品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下大力气惩治药品监管领域的腐败行为。

　　而在医疗机构的环节，欲消除医院中存在的对于给患者开降价药和低价药的有形无形的阻力，国家应当加大对公共医疗机构的投入，使医院摆脱对“以药养医”的依赖，摆脱与药品市场之间的暧昧关系，回归到“救死扶伤”的本位。上述两方面的工作，都有赖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与设计。

　　最近，卫生部部长高强在部署今年工作时提出，要明确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着力建设好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吉林考察工作时表示，国家已经组建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抓紧制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他明确提出了医院改革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发挥医院公共资源的作用”、“提高医药使用效率，降低群众看病成本”。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投入责任，理顺相关机制，完善制度建设，才能够走出“药品降价成涨价”的恶性循环。